劉成勇

一口氣讀完阿慧的長篇散文《大地的云朵》，重新找回了近年來少有的閱讀快感。這種感受不僅來自書中記錄的一個個鮮活的采棉工的故事，近乎素描的寫作方式，具有濃郁豫東特色的人物語言，更主要的是從中看到了文學介入生活、表現生活的可能性。

在作品中看到了幾近于生活素顏的文字描寫：阿慧不矯飾、不隱諱地記錄下三十多位周口籍拾棉工在新疆棉田生活勞作的點點滴滴。她們豪放潑辣、幽默豁達，以讓人汗顏的坦率表達著自己的喜好憎惡。從當下文學思潮的角度來定義，她們就是“底層民眾”。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底層如何文學”一直是當下作家面對底層時困惑的問題。除了苦難渲染和道德義憤，作家們缺少敘述底層的寫作經驗，與底層生活也始終存有隔膜。在作家的想象式體驗中，“底層”異化為精英知識分子表達個體審美趣味、藝術觀念和文化思考的敘事符碼。這就造成底層敘事的一個悖論：底層一直在，但卻無法被表述。細究起來，造成這種悖論的緣由在于，久處于文學體制內部的惰性使得作家不能沉入底層，去感受真真切切的底層生活。毫不懷疑作家們同情底層的寫作倫理，但因缺少對底層的感知和提煉，寫出來的作品高高在上、不接地氣。

底層就只有苦難和哀怨？歡欣和幸福與底層絕緣？這種有意的敘事配置無疑是對底層的誤解和扭曲。拾棉花肯定不是浪漫主義者筆下的田園牧歌，可拾棉工也不一定就是控訴命運不公和正義缺失的社會失敗者。在阿慧的筆下，拾棉工辛苦勞作，用鄧金國的話來說，就是“扛上日子走”。但就是這樣一個飽經滄桑、屢遭不幸的老人，卻對同樣不幸的楊老板產生同情。鄧金國的故事本就在那里，而阿慧也像來到新疆的拾棉工一樣，湊巧拾到了這樣一朵“棉花”。如果沒有阿慧的行走，也就沒有鄧金國故事的自我呈現。

也許，底層本就是一個豐富多樣、復雜多變的流動概念。只有行走，才能觸摸到變動不居的底層生命肌理。在行走中攫取原生經驗，是寫作的前奏，也是優秀作品問世的根本。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行走就一定能有好的作品問世，還需要作家放下身段、降低姿態，用心傾聽生活的訴說。就像阿慧所言：寫作者要想獲取生活的直接經驗，必須把自己放置于他人的生活之中。

無意之中，阿慧鏈接上“人民文藝”的寫作傳統：深入民眾，體驗生活。其實，從五四新文學到左翼文學，作家們都是以“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行走在中國大地上，講述著不同時代的中國故事。行走就是作家用身體在大地上敘事。在行走中，作家不斷與各種各樣的生活、各種各樣的人相遇，也不斷獲得生活的新鮮感受。他們以在場者的身份留下了時代的真實面影，作品也因此成為社會的縮影和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