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我國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工業，無法積累起雄厚的資本。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財政支出，主要靠農業的稅賦承擔。衣袖襤褸的農民，風里來，雨里去，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他們祖祖輩輩過的都是忍饑挨餓的日子。對于這種悲慘的景況，不僅史料多有記載，一些詩歌也有生動的描述。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觀刈麥》里所寫的“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李紳的《憫農》里所寫的“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無疑就是廣大種田人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

人類生存在地球上，農民在地球表面種出的莊稼，養育了人類。從這個根本意義上說，農民才是全人類最原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可是，他們雖然為人類提供了衣食，做“父母”的卻往往是“種田的，吃米糠；曬鹽的，喝淡湯；紡織娘，沒衣裳；編涼席的睡光床，當爹娘的賣兒郎”。這樣一個處在社會底層的生態群體，難道他們天生就是被榨取的對象嗎？難道他們天生就該受窮嗎？這種狀況還要持續多久呢？他們有沒有擺脫貧困的希望呢？好了，曙光初照，彩霞滿天，到了2006年，開天辟地第一回，國家宣布，中國農民不再繳納農業稅，從此結束了“完銀子，交公糧”的歷史。緊接著，幾年之后，國家又出臺了新的政策，農民種田所收不僅統統屬于自己，又開始給種田戶發放種田補貼，誰家種的田地越多，得到的補貼就越多。也就是說，變化翻天覆地，完全翻過來了，種田不但不再交糧交錢，只要種田就得錢。這樣的好事都好到天上去了，讓人做一萬個夢都想不到。好事該好到頭了吧？沒有比這更好的好事了吧？不，芝麻開花有盡頭，人世間的好事沒有盡頭，更大的好事還在后頭呢！這個好事的目標，就是全民擺脫貧困，一起奔上小康之路。脫貧攻堅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是前所未有的史詩性工程，也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非常值得銘記，并載入史冊。

靜言的這部關于脫貧攻堅的紀實作品《平原深處》，就是作者作為奮戰在扶貧一線的工作隊員，參與脫貧攻堅過程的真實記錄、心靈感受和重要收獲。

歷史浩繁，許多歷史記載常常是粗線條的，哪怕是重大歷史事件，也常常是一兩句話點到為止。而文學作品的細節化內容，正好可以為史書作一些不算多余的、有效的補充。靜言的這部作品，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細節豐富，時代細節、環境細節、人物形象細節、對話細節、心理細節等等，可以說俯拾皆是。比如作者所負責幫扶的貧困戶老辛家，幾年來的連續幫扶，作者對老辛家的脫貧情況了如指掌，積累了大量細節性的素材。比如有一年，大蒜價格高，賣得好，有經銷商找到老辛，讓老辛種大蒜，種出的大蒜全部由商家包銷。第二年，老辛所種的大蒜成熟后，價格卻低得出奇。經銷商見無利可圖，跑掉了，再也聯系不上。陰雨連綿，眼看成熟的大蒜漚在地里沒有出路，馬上又要收麥，可把老辛急壞了。這時扶貧工作隊知道了情況，他們緊急動員起來，所有隊員都冒雨去幫老辛家收蒜。蒜是收回來了，可銷路仍是問題。工作隊想出的辦法是，幫助老辛把新蒜分袋包裝，用三輪車拉到縣城相關機關單位門口，寫塊“愛心蒜”的牌子作為招徠，看看機關干部能不能買一些。事關脫貧攻堅，不但機關干部紛紛伸出援手，連過路的行人也積極購買。一車大蒜一上午就賣完了。老辛數了一下，一共賣了四千多塊錢，大大超出老辛的估算。老辛數錢的手一直在抖，眼含淚水，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這年秋天，老辛種的花生成熟時，又趕上了連陰天，再次遇到收不及、賣不出的難題。還是包括靜言在內的好幾個扶貧隊員，幫老辛把花生從泥地里扒了出來，清洗干凈，想方設法賣了出去。

靜言所在的縣是河南沈丘縣，近幾年來，全縣上上下下所有干部，幾乎都投入到了脫貧攻堅的實際行動中。其實，干部家庭雖說不是貧困戶，但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各家有各家的難處，有的干部家庭負擔還相當重。但是，他們為了響應國家的號召，為了幫助一些貧困戶脫貧，過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必須克服困難，做出犧牲。而且越是在下大雨、下大雪的惡劣天氣，為了保證貧困戶和一些留守老人、兒童的生命、財產安全，他們必須及時出現在老百姓面前，為弱者撐好“保護傘”。在節假日，他們本應該和家人團聚，卻要帶上慰問金和慰問品，走村串戶，到幫扶對象家中坐下來，拉家常、慰問。按古人的說法，他們這樣做是“致用”，也叫“事功”。是的，作為國家的公務人員，他們的“致用”和“事功”都是必要的，他們腳踏實地、盡心竭力地把事情做好了，我國的脫貧攻堅大業才會功成。相比“事功”，以文學作品的形式把“事功”的過程記述下來，被說成是“用情”。不錯，任何文學作品的形成，必須有情感的參與，沒有一定的情感含量，就談不上是文學作品。靜心的這部作品在寫作過程中傾注了不少真摯的感情，不少章節讓人讀來怦然心動。

在所有的社會活動中，“事功”者總是多，而“用情”者總是少。“事功”者不管做了多少事，立了多少功，如果不記錄下來，寫進書中，有可能很快就會被流逝的時間消化掉，變得不可尋覓。好在有心的靜言既“事功”，又“用情”，以“攻堅”的精神，寫下了這么一部“脫貧”的作品。若干年后再讀這部作品，它不僅對作者和讀者有意義，對社會和歷史也有意義。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