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近年來，以“楓橋經驗”為藍本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成為我國處理與化解基層矛盾糾紛的一項重要制度設計。

以分配正義為核心的本質內涵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深化發展了分配正義在法治框架內的價值內涵。糾紛解決是對不正義分配現象的法律救濟與制度修正的過程。解決糾紛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實體正義，因而，糾紛解決的過程及其法律制度設計就是為了實體正義的最終實現而建構的程序正義。初次分配、再分配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的建構與完善構成了上述分配過程中對分配正義的保障，為不正義的利益或風險分配提供救濟與修正的程序。

從程序進行的視角上看，無論是采用傳統的由司法機關介入的裁判、調解，還是在互聯網線上廣泛采用的區塊鏈技術手段下的“去中心化代碼解紛、程序解紛、自動解紛”等方式，對存在爭議實現所進行的制度安排仍沒有離開對正當性與正義性的追求，相關糾紛解決機制正當性的基礎體現在對風險與利益的強制性或誘致性分配的過程中，始終遵循著分配正義的制度準則。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構建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頒布實施，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新時代法律運用中的正義性內涵仍在進一步強化。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形成了完善的頂層設計與制度指引，在制度的實踐與發展過程中實現了對分配正義的法治保障。

以公平分配為核心的制度內涵

糾紛解決事關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公平分配，在多元化的制度設計下，出于公平性的制度初衷，相關制度安排應做到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從制度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原理上看，糾紛解決的制度設計決定了經營主體的行為模式、行動方法，并產生了具有指引性與反復適用性的行動指南。

從制度的資本屬性上講，資本追逐效率本是天性，良好的糾紛解決制度設計更應明確對糾紛產生源頭、過程與結果的利益分配，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結構上的優化與效率上的提升。但這種分配風險負擔的法律規則在為實現社會整體福利與個人福利平衡發展的過程中更應關注公平分配的問題。就產生糾紛與矛盾的社會經濟根源上看，在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糾紛可被理解為因不完備契約與有限理性導致的一種失衡結果，因為復雜契約并不都是完備的。

就社會上實際產生的糾紛過程來看，廣泛產生于社會基層的糾紛與矛盾往往產生于對效率的過分追逐而忽視了利益和風險分配的不公平問題。針對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構建上的研究中，當前將研究重點聚焦于基層糾紛解決機制的探索與創新，這不僅因為基層是糾紛數量分布更加密集、種類更加繁雜、情節更為瑣細、群眾與社會利益牽絆更為廣泛的區域，更是因為基層服務部門更貼近群眾，更貼近糾紛、矛盾與重大問題的萌芽階段，是預防糾紛、化解矛盾、解決問題的最佳切入點，同時也是數據基礎設施更為完善的領域，借助政府統一信息平臺的數據與信息優勢更方便于現代數據技術手段的介入與保障。

“楓橋經驗”的制度定位、發展與未來

在人民群眾法治觀念逐漸增強的當下，面對錯綜復雜的利益糾紛格局，為群眾與經營主體提供均等化的法律服務應成為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的責任之一。

在實踐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主動為基層群眾與經營主體開展法律普及、聯合調解、行政法律服務等行動，將行政司法部門的管轄“關口前移”，體現了行政服務同法律服務的統一。另外，在司法機關“不告不理”的司法程序約束下，行政機關具備“送法上門”的合法合規基礎。

推動糾紛解決機制多元化的探索中更加強調法治的基本尺度。未來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多地是仰賴于政府職能如何變革。從社會治理機制的完善層面來看，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方向仍是要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真正做到規則公開透明、監管公平公正。

糾紛解決機制在新技術手段普遍運用的當下呈現出新內容和新特點，突出表現為脫離傳統模式的線上糾紛解決以及更為普遍的公眾參與。與此同時，人民群眾與各類經營主體對糾紛解決機制高效性、準確性、結果正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楓橋經驗”為藍本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國家、社會與個體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基于消解利益沖突、妥善處理矛盾的需求，經過長期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最終形成并構建起的社會普遍認同的法律理性與制度理性。基于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相關需求逐漸轉型升級，主要體現為：為了實現糾紛解決機制運行過程中的資源優化分配并提升糾紛解決效率，提升產權績效、激發市場活力，進而推動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最大化。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制度構建應當融入時代發展，積極回應上述新需求，為國家、社會與個體在面對糾紛與矛盾困境時提供更多解決糾紛的選擇。

（作者單位：周口市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