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娟

魯迅在《拿來主義》中寫道：“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魯迅所提倡的“拿來”是汲取國外文藝作品中的精華，吸收利用，成為融合創新的新藝術。可以看出，在人類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弘揚上，魯迅提倡的是借鑒而非盲從，是擇取而非硬搬。“采用國外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可見，魯迅的文藝思想里充滿革新和創造的要求。

魯迅自費編印的蘇聯木刻作品選集《引玉集》，是他在引領新興木刻運動的過程中借鑒國外優秀文藝精華的實證之一。《引玉集》是周口市博物館舉辦的“愿乞畫家新意匠——魯迅與版畫展”中的一個展出重點。此書1934年出版，以三閑書屋名義印行，收錄蘇聯11位版畫家的59幅作品，是用作者手拓原版印造的。《引玉集》由瞿秋白以“陳節”這一筆名摘譯蘇聯楷格達耶夫文章《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本版畫》作為代序，魯迅作后記。由于此書收錄作品主要是用中國的宣紙交換所得，“所以取‘拋磚引玉’之意，謂之《引玉集》”。此書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保存完好。

《引玉集》有兩種版本，一種為精裝紀念本，麻面皮脊包角，書名燙金，只印50本，非賣品；一種為平裝本，淺黃色硬紙封面，封底、書脊為黑色，印250本，全部為銅版紙單面印刷。平裝本封面為魯迅設計，上方以紅色方塊為底，左側豎印書名，右部為作者英文名，末印“木刻59幅”字樣，全部由魯迅手書，設計色彩對比強烈，色塊構圖別致。此書是魯迅委托內山書店在日本東京洪洋社印刷的。據魯迅在日記中說：1934年3月1日，“午后編《引玉集》畢，付印”；1934年5月23日，“上午洪洋社寄來《引玉集》三百本”。可見魯迅得到書的成品時已是5月份了。1934年底，除魯迅贈人約30冊外，初版已銷售一空，于是加印再版。1935年6月22日，魯迅在日記中說，“再版《引玉集》印成寄至，計發賣本二百，紀念本十五，共日金二百七十元”。再版《引玉集》，版權頁印：“1935年4月，再版250部，內15部仍為贈送本，不發賣；200部為流通本，每部實價1元5角。”此書初版后，魯迅在《文學》月刊上親自做廣告一篇：“敝書屋搜集現代版畫，已歷數年，西歐重價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單幅及插畫木刻，則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國白紙換來，所費無幾。且全系作者從原版手拓，與印入書中及鋅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別。今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國青年藝術家之參考起見，特選出五十九幅，囑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亂真，并加序跋，裝成一冊，定價低廉，近乎賠本，蓋近來中國出版界之創舉也。但冊數無多，且不再版，購宜從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號內山書店代售，函購須加郵費一角四分。三閑書屋謹白。”

魯迅編印《引玉集》，緣起1931年初，在編校摯友曹靖華翻譯的《鐵流》時，看到蘇聯木刻家的插圖非常好，于是請他設法搜集。曹靖華（1897年~1987年），原名曹聯亞，又名亞丹、汝珍，河南盧氏人，翻譯家、散文家、教育家。1927年至1933年，曹靖華先后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格勒東方語言學校任教，在此期間向國內讀者介紹蘇聯文學，幫魯迅搜集書刊和木刻作品，介紹蘇聯木刻家。曹靖華說：“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于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于是魯迅買了許多中國宣紙和日本紙，換來了蘇聯木刻家畢斯凱來夫、克拉甫兼珂、法復爾斯基和岡察洛夫等人的一批作品。但在“一·二八”事變中，魯迅眼看著這些作品被戰火焚毀。過后，魯迅又以宣紙換來法復爾斯基、畢珂夫、莫察羅夫、希仁斯基、波查日斯基、亞歷克舍夫、密德羅辛等木刻家的許多作品。魯迅在《引玉集·后記》中說：“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國恐怕只有我一個了，而但秘之篋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分幾遭兵火，而現在的人生，又無定到不及薤上露，萬一相偕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流光真快，徘徊間已過新年，我便決計選出六十幅來，復制成書，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我對于木刻的紹介，先有《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其次，是和西諦先生同編的《北平箋譜》，這是第三本。” 魯迅在后記的最后一句寫道：“我已經確切地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魯迅先生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理念。而今天，我們用“保存者”“開拓者”“建設者”來稱呼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做出過努力的人，也是非常確切的。作為中國文化遺產的保存者，需要奮不顧身；開拓者，需要敏銳、超前，還要有勇往直前的信念；建設者，需要辛勤奉獻，還要有立于潮頭的擔當精神。這些，魯迅先生都做到了。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