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原名《次韻王羲之書千字》，我們今天見到的版本大多都有“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的題注，表明其編撰者是南朝梁代的周興嗣。

關于周興嗣，《梁書》和《南史》上都有他的傳記。周興嗣是南朝梁代的著名文臣。史書記載：“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屬文。”他的祖籍是“陳郡項”。南北朝時“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項”，古縣名，春秋時為項國，秦置項縣，治所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沈丘縣槐店鎮一帶。南北朝時，項縣在今沈丘縣，隸屬陳郡。到明朝時，項縣為今項城市秣陵鎮，稱“項城”，而將原項縣東部劃歸沈丘縣，沈丘縣城由臨泉西遷至乳香臺，即今沈丘縣老城鎮。也就是說，秦漢至南北朝時的項縣，在今沈丘縣區域。所以南北朝時的“陳郡項人”周興嗣，祖籍應為今沈丘縣。

周興嗣是西漢經學家、太子太傅周堪的后代。其高祖周凝，晉時曾任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周興嗣祖籍在今沈丘縣，但在晉代“永嘉南渡”時，全家遷到了江南姑孰（今安徽省當涂縣）。周興嗣13歲時，只身到齊的京師建康（今南京）游學十余載。在此期間，他博覽群書，通曉古今，常與江南名士唱和，以其文采飛揚、才學超凡而名重一時。傳說周興嗣游學時，曾在一家旅店住宿，夜里聽見有人對他說：“你才學蓋世，不久就會結識尊貴的大臣，并被圣明的君主重用。”可是一直到聲音消失，他也沒能聽出說話的人在哪兒。著名文學家謝朏任吳興太守時，經常與周興嗣談論文史，并向朝廷極力推薦周興嗣。后來蕭衍代齊建梁，周興嗣上奏《休平賦》，文章非常優美，受到蕭衍重視，聘他任安成王國侍郎，成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蕭衍就是南朝梁代的開國皇帝梁武帝，他博通文史，善音律、精書法，是一位文學藝術修養極高的皇帝，后人認為“歷觀古帝王藝能博學，罕或有焉”。梁武帝把南京城內自己的舊居改建為光宅寺，命周興嗣與另一位文臣各寫一篇碑文。碑文完成后，梁武帝只使用了周興嗣的作品。自此以后，《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等文章，梁武帝都要周興嗣完成。每成一篇，周興嗣都會受到梁武帝的稱贊和賞賜。此后，周興嗣任員外散騎侍郎，協助編撰國史，又升任給事中，主要職責是為皇室撰寫文稿。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周興嗣病故。周興嗣作為皇家御筆，撰有《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專著百余卷、文集十卷。其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則是《千字文》。

關于《千字文》的成書過程，唐宋時的文獻講了一個頗為傳奇的故事。唐代李綽在《尚書故實》中說：“《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發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這件事在唐宋多有記載，如《劉公嘉話錄》《太平廣記》等書，其內容與《尚書故實》基本相同。

這個故事提供了五點信息：第一，《千字文》是周興嗣奉梁武帝之命編寫的，后來流傳版本大多都有“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的題注，“敕”就是皇帝詔令。第二，《千字文》一千個字的來源是梁武帝命人拓寫的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字，王羲之官至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與其子王獻之合稱“二王”，故稱“大王”。第三，所拓王羲之的一千字，每字片紙，字字孤立，雜碎無序，不好記憶，梁武帝召令周興嗣為之次韻。周興嗣奉命將這一千個雜亂無序的零散漢字編排成為一篇意義完整、結構嚴密、文采斐然、音韻和諧的四言韻文。所謂“次韻”，就是按照韻律編排成文的意思。第四，梁武帝命周興嗣將王羲之千字編綴成文，目的是為了“教諸王書”，就是教他的皇子們識字、寫字。也就是說，《千字文》自從誕生時起，就是啟蒙識字教材和書法范本。第五，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和尚臨寫了八百本《千字文》散發各寺廟，對《千字文》的流傳起到了巨大作用。

至于故事中所講周興嗣編撰《千字文》只用了一夜，且鬢發皆白，則有些演義和夸張了。更為夸張的是唐代李冗的《獨異志》所記：“周興嗣為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燥泥。”為了寫《千字文》，周興嗣鞠躬盡瘁：鬢發白了，眼睛瞎了，心也碎了。這一方面是說周興嗣才思過人，另一方面也表明先集字后成文，在一千個固定的漢字的限制之下，遣詞用字不得自由選擇，實在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即使是周興嗣這樣的才子，也為之嘔心瀝血、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