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堂

周口，在扶溝老一輩人的口中，有著一個獨特的稱呼——“口上”。童年的時光里，我常常能聽到長輩們繪聲繪色地講述著關于“口上”的種種故事。他們說，“口上”的牲口市馬匹、耕牛便宜，“口上”的褲襠街（剪股街）商品琳瑯滿目等。在我們村里，那些曾經去過“口上”的人，往往會被視為見過大世面的人。這是因為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去往“口上”并非易事。當被問起他們是怎么去的時，答案大都是步行。

二大爺第一次去“口上”是步行去的，那是在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1960年春天。當時群眾面臨斷糧問題，為了幫群眾度過春荒，上級給生產隊調撥了平價紅薯干存于周口。扶溝那時歸許昌專區管轄，人們去許昌辦事的較多，而“口上”則顯得既神秘又遙遠。二大爺受生產隊的派遣，和另一人拉著架子車前往。他們帶著干糧，兩人搭幫，一輛空架子車裝到另一輛車上，輪換拉車趕路。早上7點出發，中午到練寺歇腳吃干糧后繼續走，傍晚到紅花集，半夜才到西華，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抵達周口。回去時拉著紅薯干，140多里的路程，他們走了兩天。

父親去周口是乘卡車去的，那是在1967年。遺憾的是，父親去世得早，關于他那次行程的詳細情況，我并未能從他口中得知。我只記得他曾提及，原本預計中午就能到達周口，但由于路況不佳且卡車不時出現故障，他們最終到晚上才抵達周口。

我是在1984年改革開放后，乘坐公共汽車前往周口工作的。那時的交通條件相較于以往已有很大改善，從老家去周口的話，可以在灣趙街口搭乘從許昌、鄭州開往周口的過路車，相比以前是方便了不少。不過，因為改革開放初期經濟迅猛發展，人員流動量大增，隨之而來的就是運力緊張的狀況。如果過路車上已經坐滿了人，那車就不會停下來，我曾經有過等了半天都坐不上車的經歷。由于我是要去周口工作，還帶著行李，所以不敢冒險去等過路車。

頭天晚上，母親就把拆洗好的被子、褥子，還有零碎的枕頭、枕巾，用床單一包，給我打了個包袱。我家離扶溝縣城有16里路，第二天天還沒亮，家人就騎著自行車把我送到了縣汽車站，讓我搭乘7點的早班車。那時候還沒有網絡提前買票這一說，如果去晚了沒買到票，就只能等到下午1點的那班車了。

我先排隊買好票，然后再排隊上車。我的包袱屬于大件行李，無法放在車廂里，于是我順著車后的梯子爬到車頂行李架上，司機在車下將包袱遞給我，我把行李放好后，再用車上的安全網罩住，心里這才踏實了些。

汽車在行駛途中頻繁停靠，乘客不斷上下車。當到達紅花集時，時間已接近9點。汽車會拐到路邊的院子里，大家下車吃早飯。無論是從周口開往扶溝、許昌、鄭州的車，還是從北邊駛向周口的車輛，乘客都需在這兒下車吃飯。由于這里是強制性經營，不免會出現乘客與司機爭執不愿下車，或乘客與飯店老板就飯菜質量問題發生爭吵的情況。

正常情況下，當車輛緩緩行駛至周口時，通常已經是上午11點前后了，這個時間點正好不耽誤吃中午飯。然而，如果途中遇到練寺或紅花集有集市的情況，導致交通堵塞，那么到達周口的具體時間將變得不確定。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且老百姓感受尤為深切的，莫過于出行方式的巨大變化了。裝有空調的大巴投入運行后，為乘客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它不僅速度快，還非常舒適。2015年，機西高速（現安羅高速）正式開通，這使得人們從扶溝搭乘大巴前往周口，只需1個多小時即可到達。到了2016年4月，我家購置了一輛飛度轎車，此后從扶溝老家開車回周口，只需50分鐘便能到家。2019年，鄭合高鐵正式開通，人們從扶溝乘坐高鐵到周口，僅需19分鐘便可抵達。

每當回憶起過去的出行方式，我總是感慨萬千。從父輩那代人需步行兩天方能抵達“口上”，到如今我們既可以選擇乘坐公共汽車，也能駕駛私家車，甚至搭乘高鐵便捷而快速地到達周口，這期間的變化何其巨大。那曾經漫長而艱辛的步行之路，已逐漸淡化為歷史的記憶，被現代交通方式的便捷與高效所取代。這些出行方式的變化，猶如一首激昂的變奏曲，是周口蓬勃發展的見證，也是我們國家巨大變革與輝煌成就的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