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后記

書法有法，有法必有論，有論必有異于常人之思想。古之論書，多為筆札，雖多言技巧小術，卻有肇始之功。儒家中和穆穆，道家大樸不雕，禪家佛無常相，都或多或少影響著書法的進退取舍，啟迪書家的筆墨走向。書論體系構建之成熟，應在有唐一朝。之前，或偽托神仙，夢中得筆，或停留于簡單的比擬，以象說法，皆不足為炫。

唐人論書，多咻咻于用筆，喋喋于小“技”。至孫過庭、張懷瓘出，而體系恢宏明了，綜賅史論，論于一爐，真知灼見也。

宋人論書，雖多為題跋筆札，只言片語，往往也能“點石成金”，但著述極少成洋洋大觀者。

元代書論以鄭杓《衍極》最具特色，以《易》之框架筑其理論，把書法歸于玄辯思維之產物，有可取之處。

明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以禪理悟書省畫，于今仍有裨益。項穆《書法雅言》倒是蔚為大觀，以中和為老臬，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為靈魂來構造自己的美學體系。

清代碑學大興，諸帝游藝翰墨，親炙恭行。官賈士庶，無不以書為舉。理論方面，傅山的“寧丑”思想、阮元的“北碑南帖”之說，加上包世臣與康有為前后呼應，崇碑鼓倡，遂成浼浼巨流，其影響不泯于當代。

晚清以降，隨著西方藝術思想的涌入，論書之言更是亂花迷眼，仁智互見，或寄人籬下、或另辟蹊徑、或古今一爐、或中西搭配。尤其當下，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海量資料的呈現，講技弄巧者眾，而從不言書處窺覓思想玄奧之所在者寡矣。

余洗硯五十余年，其間因寫新詩斷斷續續，至2000年方才以書為事。閑暇之余，零星地翻閱一些書論，真正系統研讀卻是近五年的事。凡能搜索到的古人書論，皆一一讀之。終于有拙著《一瓢居書話》問世，上面記錄著我思索、感悟的點點滴滴。半年之后，總覺語猶未盡，未能系統地闡述我的書法思想與審美理念。于是，又有了這本《一瓢居書舉》。本書提出了書法之“法”的“大法”概念，系統地闡釋了法與技、法與學、法與心、法與時、法與名等辯證關系，完善了“大法”的內涵和外延。另外，又在“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的基礎上提出了“今人尚趣”的新的審美理念和標準。孟會祥先生對此書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先生大文，書法之《道德經》也。”指出此書雖然談“法”，卻具有“經”的性質和意義。因我曾用小楷抄《道德經》近二百遍，故其思想對我影響至深。遂以此為范，取其體式八十一章，共五千七百五十五言，既是對《一瓢居書話》的補充，也是對書法之“法”另一種形式的探索和解讀。

由于自己非專業理論工作者，文中難免有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還望眾方家、學者、同道不吝批評賜教，以充余之虛廩，自當感激。

贈人以法，重于金石珠玉；

觀人以法，美于黼黻文章；

聽人以法，樂于鐘鼓琴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