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為學(xué)使，各以其身，化于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于有為，而先王之事業(yè)，曠時而不一睹。況夫后世吏，不得久于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茍之心，不幸或不得為而去，或雖為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余，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故為其事而無其功。豪杰遠識之士，以謂是區(qū)區(qū)，何益于為民而不為中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wù)修。此以盜名于眾人不為之中，則學(xué)之存否，于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系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于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wù)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xiāng)黨、庠序，而游俠四方，專以干祿于此。以為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于俗隳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

譙郡張柔文剛，好學(xué)而有文，為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xué)，試之沈丘。使民于衣食，必以時教；民于相牧養(yǎng)，必以孝弟。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xué)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xué)孔子廟。中貌象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蓋為屋四十楹，可以待鄉(xiāng)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愿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yè)不可為。非先王之事業(yè)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治天下有本而徒于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為之大而僅為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dǎo)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為者則能之耳。目習(xí)熟于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于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shè)宜有先后，非特以備觀美人為亦為而已。武城弦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為是。以為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為，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wèi)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fēng)俗，無不近者，當(dāng)其一時上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后，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后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為，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xué)，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晁補之記

（趙海利點校）